第一百七十一章 人权与民主
周王朝虽然沿用了前代的各种成果,但他也面临着新的情况。
一个通过战争夺取天下的政权,必须解释两个问题:我为什么可以取代别人,别人为什么不能取代我。
前者如果不能很好回答,就会导致大家怀念前朝,自己的合法性也会下降。后者如果不能很好回答,就会导致其他人也纷纷效仿,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。
所以,周公又引入了德的概念,引入了民意,用来更改之前的法理规则。
商朝时,合法性是通过天授权给大王和贵族的,而西周这时,是天授权给天子,天子再授权给朝廷。周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设定,声称天授权的过程中,是根据君主的德行来判断的。而君主德行最直接的体现,就是善待和保护民众。
通过“以德配天”和“敬天保民”,周公给合法性的获取加上了限制条件,以此来解释周王室合法性的来源,和垄断这个合法性的理由。同时,这个说法,也比“我就是太阳神的后代所以我就是王”要更能适应现实。
毕竟,虽然讲故事很重要,但一切理论,最后还是需要落实到现实中的。如果在现实中不能得到验证,那合法性就会逐渐流失。时间长了,也就没人信了。
周王室夺取天下,稳固统治,依靠的是国人阶层的武力支持。这种论述让国人能获得更大的权利,得到了国人的认可,所以,周王室的合法性也得以加强,真正成了天下接受的正统,周公的礼制,也成了今后的样板。
但另一方面,周王朝的对外战争,却一直不怎么理想。在这方面,他的表现居然还不如商朝,开国之后没几代,就开始频繁丧师失地。蛮夷越来越活跃,主动进攻中原各国。周天子不但不能阻止,反而时不时自己带头违背规则,侵害国人,干涉诸侯,让天下人颇为不满。
靠合法性论述,是不能把蛮夷说跑的,因此,周王室的神性与合法性,也开始遭到了质疑。
而周王室权威的快速衰落,和重新频繁起来的战争,让王室的神性快速丧失的同时,也让他们这套制度里,合法性的来源——天,一同受到了损失。
在周公的时代,“天”的形象还是参考其他神灵,是个有意志、有感情、会施加赏善罚恶的人格神,众人还像商朝一样,还是心怀敬畏的。
到了春秋的时候,孔子已经基本不提天的人格方面。相反,在讲解“革命”的时候,他反复强调,不是天主导革命,而是革命者主导革命。天只是作为背景和规则,用来供人学习参考。
等到战国时,荀子这样的大儒,干脆直接说天就是个工具,对祂毫无神灵应有的尊敬了。
而另一方面,人的位置也跟着发生了变化。
最早的时候,人只是天和神王管理的对象。
周公引入了“民”的概念,使得民意从天意之下脱离了出来,成了单独的概念。但此时,还是天决定是否授权给天子时,参考的一个绩效。
后来,天的神秘性和威慑力渐渐下降,春秋时候的一些先贤,开始更加强调民众的态度,认为民众的想法,是决定天想法的唯一标准。
等到战国秦汉,天的人格已经基本消失。天看到的就是人看到的,天喜欢的就是人喜欢的……祂不再具有自主的好恶,而是一切以人为本了。
到了汉儒的理论里,天已经变成了一个“显示器”。祂只会机械性地搜集民意,然后通过灾异、谶讳,显示出来。
因此,神权的授权方向已经改变了。到这个阶段,实质上已经是人授权给天,天授权给天子,天子再授权给朝廷了。
政教合一的努力,大家都在进行,只是进度不同。精灵们已经把宗教组织纳入了政权中,祭司们已经作为官僚的一部分存在。西洲人要稍微落后些,但不管教会自己,还是巴里希王国这种相对先进的地方,都已经在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。而中原人和他们最大的不同,在于人的定位。
从商末到如今,一千年的变化,让中原文明和其他人已经完全不同了。“天”是不是神,“天”的祭祀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,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。最重要的,是人所处的位置。
人居于神之前,成为合法性的源头,是至今都独一无二的。钱程认为,这才是诸夏文明筚路蓝缕数千年,得到的最值得自豪的成果。
巴里希人可以学习汉朝的官制,可以模仿汉朝的军队,但在最根本的祭祀权上,他们是没法抄的。
因为西洲各国,都是基于神权构建的。只有汉朝,才是天下仅有的人权组织。
在神权国家里,人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些所谓的人,只不过是神的家畜。说蛮夷不是人,其实都不是骂他,因为他在法理上,确实不是个真正的、中原式的“人”。
——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,就是人能够运用这套故事,组织起一个复杂的社会。如果在这套故事体系中,自己连人都不算,那还能在社会里取得人的地位么?还能叫完整的人么?
西洲人能不能摆脱神权?钱程觉得,或许可以,但这千八百年,肯定是没戏。
为了政教合一,中原的首领团结中央祭司,和地方祭司争斗;为了集中神权,大王又掉过头和中央祭司争斗;为了抬高人的定位,国人又和大王、公卿争斗……每一步都是完全不同的形势,完全不同的敌人,有些敌人甚至还是上一步里的盟友。每一步都完全成功,才走到了现在的样子。
西洲人要到这一步,还得多久?钱程不知道。西洲人就算花了时间,又能不能成功?钱程当然也不知道。
实际上,他之前就问过白芷和高仲等人,第一纪的其他文明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人家告诉他,还真的没有。很多文明一直到终结,都没能突破第一步。有些还走了一半,又退回去了。
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。纵观历史,失败本来就是最正常的情况。绝大多数时候,失败就是失败,不需要什么理由;成功了才是意外之喜,才需要理由。
巴里希使者觉得这话不太好听,但钱程讲了半天,他根本没听懂,也不知道怎么抗议,只好表示,自己还是不懂钱程说的什么意思。
钱程看起来已经有了预料,但还是略显失望。他想了想,告诉巴里希人,其实很简单。《春秋》里,只用了一句话:“民,神之主也”。
这就是个很简单的,谁是“主”的问题。
西洲这种性质的文明,他已经算是很了解了。哪怕在科技时代,“主”也是神相关的称呼,民众说自己是“主”,属于严重的僭越行为。但在中原,就可以这么说。
西洲各国,都是神主的文明,而汉朝是民主的文明。这两种文明的差距,不是一般的大。
可以说,人权与民主,是华夏文明的独特成就。当然,这大概也是废话,总不能指望迷信神灵的蛮夷,去理解这些概念吧?
钱程认为,指望西洲人自己摸索出来,是很虚无缥缈的事情。而且,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去教别人,那也就罢了。有能力去教化,却还坐视别人受苦,属于恻隐之心缺失,是违背先贤孟子教诲的。
因此,钱程指出,作为最先进的民主政体,帮助西洲各国实现民主,是汉朝的职责。今后,官府要进一步加大投入,推动西洲人权与民主事业的发展。
虽然道路毫无疑问会有曲折,但这是人类的进步方向。所以他奉劝巴里希王国,不要妄图对抗。说了这么多,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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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通过战争夺取天下的政权,必须解释两个问题:我为什么可以取代别人,别人为什么不能取代我。
前者如果不能很好回答,就会导致大家怀念前朝,自己的合法性也会下降。后者如果不能很好回答,就会导致其他人也纷纷效仿,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。
所以,周公又引入了德的概念,引入了民意,用来更改之前的法理规则。
商朝时,合法性是通过天授权给大王和贵族的,而西周这时,是天授权给天子,天子再授权给朝廷。周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设定,声称天授权的过程中,是根据君主的德行来判断的。而君主德行最直接的体现,就是善待和保护民众。
通过“以德配天”和“敬天保民”,周公给合法性的获取加上了限制条件,以此来解释周王室合法性的来源,和垄断这个合法性的理由。同时,这个说法,也比“我就是太阳神的后代所以我就是王”要更能适应现实。
毕竟,虽然讲故事很重要,但一切理论,最后还是需要落实到现实中的。如果在现实中不能得到验证,那合法性就会逐渐流失。时间长了,也就没人信了。
周王室夺取天下,稳固统治,依靠的是国人阶层的武力支持。这种论述让国人能获得更大的权利,得到了国人的认可,所以,周王室的合法性也得以加强,真正成了天下接受的正统,周公的礼制,也成了今后的样板。
但另一方面,周王朝的对外战争,却一直不怎么理想。在这方面,他的表现居然还不如商朝,开国之后没几代,就开始频繁丧师失地。蛮夷越来越活跃,主动进攻中原各国。周天子不但不能阻止,反而时不时自己带头违背规则,侵害国人,干涉诸侯,让天下人颇为不满。
靠合法性论述,是不能把蛮夷说跑的,因此,周王室的神性与合法性,也开始遭到了质疑。
而周王室权威的快速衰落,和重新频繁起来的战争,让王室的神性快速丧失的同时,也让他们这套制度里,合法性的来源——天,一同受到了损失。
在周公的时代,“天”的形象还是参考其他神灵,是个有意志、有感情、会施加赏善罚恶的人格神,众人还像商朝一样,还是心怀敬畏的。
到了春秋的时候,孔子已经基本不提天的人格方面。相反,在讲解“革命”的时候,他反复强调,不是天主导革命,而是革命者主导革命。天只是作为背景和规则,用来供人学习参考。
等到战国时,荀子这样的大儒,干脆直接说天就是个工具,对祂毫无神灵应有的尊敬了。
而另一方面,人的位置也跟着发生了变化。
最早的时候,人只是天和神王管理的对象。
周公引入了“民”的概念,使得民意从天意之下脱离了出来,成了单独的概念。但此时,还是天决定是否授权给天子时,参考的一个绩效。
后来,天的神秘性和威慑力渐渐下降,春秋时候的一些先贤,开始更加强调民众的态度,认为民众的想法,是决定天想法的唯一标准。
等到战国秦汉,天的人格已经基本消失。天看到的就是人看到的,天喜欢的就是人喜欢的……祂不再具有自主的好恶,而是一切以人为本了。
到了汉儒的理论里,天已经变成了一个“显示器”。祂只会机械性地搜集民意,然后通过灾异、谶讳,显示出来。
因此,神权的授权方向已经改变了。到这个阶段,实质上已经是人授权给天,天授权给天子,天子再授权给朝廷了。
政教合一的努力,大家都在进行,只是进度不同。精灵们已经把宗教组织纳入了政权中,祭司们已经作为官僚的一部分存在。西洲人要稍微落后些,但不管教会自己,还是巴里希王国这种相对先进的地方,都已经在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。而中原人和他们最大的不同,在于人的定位。
从商末到如今,一千年的变化,让中原文明和其他人已经完全不同了。“天”是不是神,“天”的祭祀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,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。最重要的,是人所处的位置。
人居于神之前,成为合法性的源头,是至今都独一无二的。钱程认为,这才是诸夏文明筚路蓝缕数千年,得到的最值得自豪的成果。
巴里希人可以学习汉朝的官制,可以模仿汉朝的军队,但在最根本的祭祀权上,他们是没法抄的。
因为西洲各国,都是基于神权构建的。只有汉朝,才是天下仅有的人权组织。
在神权国家里,人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些所谓的人,只不过是神的家畜。说蛮夷不是人,其实都不是骂他,因为他在法理上,确实不是个真正的、中原式的“人”。
——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,就是人能够运用这套故事,组织起一个复杂的社会。如果在这套故事体系中,自己连人都不算,那还能在社会里取得人的地位么?还能叫完整的人么?
西洲人能不能摆脱神权?钱程觉得,或许可以,但这千八百年,肯定是没戏。
为了政教合一,中原的首领团结中央祭司,和地方祭司争斗;为了集中神权,大王又掉过头和中央祭司争斗;为了抬高人的定位,国人又和大王、公卿争斗……每一步都是完全不同的形势,完全不同的敌人,有些敌人甚至还是上一步里的盟友。每一步都完全成功,才走到了现在的样子。
西洲人要到这一步,还得多久?钱程不知道。西洲人就算花了时间,又能不能成功?钱程当然也不知道。
实际上,他之前就问过白芷和高仲等人,第一纪的其他文明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人家告诉他,还真的没有。很多文明一直到终结,都没能突破第一步。有些还走了一半,又退回去了。
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。纵观历史,失败本来就是最正常的情况。绝大多数时候,失败就是失败,不需要什么理由;成功了才是意外之喜,才需要理由。
巴里希使者觉得这话不太好听,但钱程讲了半天,他根本没听懂,也不知道怎么抗议,只好表示,自己还是不懂钱程说的什么意思。
钱程看起来已经有了预料,但还是略显失望。他想了想,告诉巴里希人,其实很简单。《春秋》里,只用了一句话:“民,神之主也”。
这就是个很简单的,谁是“主”的问题。
西洲这种性质的文明,他已经算是很了解了。哪怕在科技时代,“主”也是神相关的称呼,民众说自己是“主”,属于严重的僭越行为。但在中原,就可以这么说。
西洲各国,都是神主的文明,而汉朝是民主的文明。这两种文明的差距,不是一般的大。
可以说,人权与民主,是华夏文明的独特成就。当然,这大概也是废话,总不能指望迷信神灵的蛮夷,去理解这些概念吧?
钱程认为,指望西洲人自己摸索出来,是很虚无缥缈的事情。而且,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去教别人,那也就罢了。有能力去教化,却还坐视别人受苦,属于恻隐之心缺失,是违背先贤孟子教诲的。
因此,钱程指出,作为最先进的民主政体,帮助西洲各国实现民主,是汉朝的职责。今后,官府要进一步加大投入,推动西洲人权与民主事业的发展。
虽然道路毫无疑问会有曲折,但这是人类的进步方向。所以他奉劝巴里希王国,不要妄图对抗。说了这么多,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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