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等原则
我们说了这么多,主要就是为了理清这个问题,那就是礼教约束的影响力,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经济条件的。
这个说到底,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,权力和义务之间的对等关系。
参考上文明清工人罢工一样,并不是说近代之前,就没有这种东西,洋人一来大家突然学会了。相反,哪怕手工业,只要技术水平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,该发生的都会发生。
而中国古代手工业,显然不是传统叙事上的“静止停滞”,技术上的改进从来就没停过(也包括引进的技术。鸦//片战争之前,清朝也进口洋人设备的)
因此,如上文所说,明清时期,随着江南妇女对手工业的参与加深,和手工业本身的专业化,对工人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有要求。发展到这个时候,随便抓个妇人让她去织布,是完全不现实的。进行教育和培训,是必不可少的过程。
清朝人记录说,女童五六岁就要开始学习纺织,到十四岁成年就已经是技术熟练的纺织好手。这种熟练女工,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机器的效率,也是商品竞争力的保证。
而这种长期的职业教育,形成习惯之后,也必然会对受培训的妇女自身,产生反作用。
此外,手工业的发展也让商业兴盛起来。和主粮、畜牧不同,纺织品需要进入市场销售,换回钱财,才能供养家庭。因此,从事纺织业的妇女,不管是独自经营,还是受雇于工坊主,都需要频繁接触外界,与商人谈判。这方面的基本知识,也是必须的。
正文部分的资料里,说识字率的时候,就提到过这个情况。对于平民来说,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,就是满足算账和看合同这种需求。对于妇女而言,也是一样的。
结果就是,中下层妇女也开始不可避免地介入商业活动,很多人在纺织之余,也经营小本生意,乃至从事放贷等金融活动。在明清时期的资料里,这种情况屡见不鲜,不少妇女借此撑起整个家庭,乃至培养出优秀子弟。社会也不会指责这种情况违反礼教,相反还能获得很好的名声。
此外,资料还显示,当时的主流织机,虽然相对于农田劳作,对体力的要求较低,但也不是没有要求的。大型织机依然需要健壮的妇人才能操作,老弱和儿童只能使用其他小型机器。
把上述这些组合起来,就会发现,这些从事纺织业的妇人,并不止做工这么简单。这些人有固定工作、有专业技能和商业常识、有社会经验,甚至接受过一些识字、算数的基础教育。当这种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,肯定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,乃至形成新的需求。
比如,如果按传统观点,礼教是男性用来压制女性的工具。但实际上,明清时期的“旌表”分为两类,除了节妇,还有一类叫“义夫”,就是丧妻之后,坚守男道,义不再娶的男子。
义夫的要求甚至比节妇还高,比如按清朝的规定,需要三十岁之前就开始守节,坚持三十年以上。但明末到清初,节妇守节年限一直是二十年。雍正时期,减少到了十五年。到清朝后期,已经继续减少到了十年乃至六年。
而且,贫穷寡妇守节,可以得到旌表,但贫穷鳏夫“义不再娶”,却基本没有希望。因为在大众看来,无法区分他到底是没有财力再娶,还是单纯的道德坚持。所以,明清官府在旌表义夫的过程中,也总是挑选肯定有能力也有机会再娶,却坚持守节的中上层男性,导致贫穷鳏夫与此几乎无缘。
下层男性对此当然不高兴。明朝张岱的笔记《夜航船》里,一个丧妻不再娶的看门人牢骚道:“但见街坊旌节妇,不闻街坊表义夫。可怜世风日浇薄,使君到处皆秋胡。”——秋胡是浪荡子的意思,这里是抱怨说,官府就知道旌表节妇,却不旌表义夫,导致现在世风日下。
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不能确认,但反映出来的,义夫对于官府性别歧视的不满,却是很真实。
我们之前说过,礼教实际上是中下层男性提出的道德要求,但在这个问题上,义夫对于中下层男性的好处是很有限的。只能说,中国这边的文明,对于这种“对等”的追求是深入骨髓的。乃至这种按照按性别视角,已经不好解释的例子,都真实存在着。在这种近乎执念的思维方式下,哪怕实际执行很困难,也一定要提出相应的理论要求,并且找到示范典型。
对于妇女,当然也是如此。
研究者发现,明朝中期开始,江南很多地区,广泛出现了妇女出游的现象。妇女在闲暇、节日,大批前往山水名胜、园林寺观,乃至茶肆庙会,聚集游玩。风气之兴盛,愈演愈烈,不止上层妇女,连士女、商女乃至普通劳动妇女,都纷纷参与。(《明清江南游风述论》)
明朝人自己就注意到了随着时间推移,风俗突然变化的问题。在南京地区、吴中地区,明朝士大夫都发现,正德、嘉靖年间,还“风气醇厚,闺门严谨”,但到了隆庆、万历之后,风气就突然变化,妇女打扮迅速艳丽起来,穿戴“拟饰娼//妓”,出入“无异男子”。
这个过程,与棉纺织业最终成熟、江南商业快速发展,是恰好同步的。其中的关系,也比较明显了。这种衣着上的自由、出行的自由,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地位提升的产物。因此,虽然一直有人试图对此进行约束,但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明朝后期和清朝,官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。
这种行为对官府推崇的道德造成了冲击。官府发现,妇女出游时,经常有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跟随,游着游着就游到树林里去了。
原本肃穆的节日,比如清明扫墓,也因为妇女大量出游,嬉笑玩闹,导致气氛都变了。明朝张岱记录说,当地风俗,哪怕小门小户,妇女扫墓也会穿漂亮衣服,化浓妆,乘坐画船,雇佣乐师。回城的时候,都吹奏《海东青》、《独行千里》,和凯旋的将军一样。
(今人考证,认为《海东青》是元朝时候的琵琶独奏曲《海青拿天鹅》,据说这是目前已知流传最早的琵琶曲。
明朝人把它改编为唢呐曲《海东青扑天鹅》。时人记录说,“此北鄙杀伐之声,乃元曲也”,“音极嘹亮,盖象其声也”。
《千里独行》则出自昆曲关公戏《挑袍》一折,讲关公挑袍然后千里走单骑的故事。据说都是雄壮的曲目。)
妇女还成群结队,进入理论上是清净之地的佛寺和先贤祠院,游玩取乐,让士大夫颇为不满。有些人也趁机加以利用,寺庙里甚至形成了让烧香妇女脱裙子做法事的习俗。
康熙年间,巡抚衙门发现,有的寺庙里,僧人让众多妇女赤裸身体,在肩膀上点蜡烛,说是祭祀的仪式。参与的男女众多,来来往往,夜以继日。这种事情属于放现在都得被扫黄的,何况那会儿。
除了这种“內向上”的犯禁,活动范围向下扩展也越来越明显。
在南京地区,良家妇女也跑到通常是风尘女子聚集的风景名胜,游玩取乐,只是在船上搭设帷帐,以作区分。有些妇女兴起之时,甚至招名妓上船,陪同游玩。往正常想,是当导游或者乐师的;往不正常想,反正帷幕拉着,官府也不知道里头在干啥……而南京地区,已经是妇女相对保守的地方了。
官府对此也做出过管理的尝试。
乾隆年间,理学名臣陈宏谋担任江苏巡抚。陈宏谋是清朝中期的“疆吏之贤”,精通朱熹、二程之学,以清廉干练著称,在整顿云南铜政、治理各地水利上颇有政绩。上任之后,很快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点。
于是,巡抚衙门下令,禁止妇女进入寺庙烧香。
那会儿寺院的名声,上面的例子就能看出来。而且禁止的范围也很窄,只是不准进庙而已。所以,推行起来难度不算大。
但当时的妇女游玩,多以烧香为名进行组织,寺庙是人群集散的重要中心。另外,当时的妇女也十分喜欢庙会活动。所以,这一下看似轻巧,但其实既准又狠,打中了要害,使得“三春游屐寥寥”,产生了很大效果。
但这个政策的问题,也是在这里。
巡抚衙门发现,禁令发出之后,妇女确实减少了出游,但整体的游客数量,也大幅度减少了。也就是说,原本出游的人数,可能大部分都是妇女贡献的(当然估计也有专门来看这些妇女的人)。
禁令执行之后,当地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,当地的小商小贩、轿夫、船家等人,对此十分不满,认为官府断了自己的生计,以至于“物议哗然”。
而发现这个情况之后,陈宏谋果断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命令,宣布“弛禁”。而当时的士大夫,对此也是赞许的态度,认为废除禁令是“仁者”的行为。
这个例子很经典,因为里面体现出来的规律,是有普遍意义的。
从发现问题、找到关键、高效介入,乃至发现不对,快速善后的过程来看,陈宏谋确实是很有能力和经验的干吏。但这件事还是无果而终了,甚至不是因为被针对的妇女的反抗,而是相关的、中下层从业者的抗议。
相对于官府和社会道德(也就是中下层男性的共识),妇女的力量是很弱的,但整件事也并不是靠妇女的武力来议价,而是靠妇女在经济中的地位。
到这个时代,妇女对于经济的贡献,明显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,哪怕没有武力,官府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,强行进行约束。
可见,“议价权”其实是个很踏实的东西。如果在生产、在经济上,有可观的贡献,那对于这个群体的损害,也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害,哪怕其他人都不可接受。这种情况下,自己不开口,都有切实的议价权。相反,如果没有足够的贡献,那喊的口号再响,终究也是虚的。
到清朝后期,社会实际上已经默认妇女出游这种事情了。大家估计也看懂看开了。
妇女经常聚集在茶馆,饮茶、嬉戏,以至与男子杂处,一起议论、观戏。巡抚衙门下令,禁止妇女去茶馆,但这时候,大家甚至不把官府在这方面的禁令当回事了。
官府公布了严厉的处罚措施,声称要逮捕犯禁的妇女,连坐丈夫或者父母,以及场馆的经营者。但即使如此,还是没人理会,妇女出入络绎不绝。不管店家还是妇女的家人,都不怎么在乎。官府十分尴尬,最后只好抓了个茶馆老板,枷号示众了事。
这种变化,应该也是经济发展的表现。而这实际上,也是一种“对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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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说到底,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,权力和义务之间的对等关系。
参考上文明清工人罢工一样,并不是说近代之前,就没有这种东西,洋人一来大家突然学会了。相反,哪怕手工业,只要技术水平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,该发生的都会发生。
而中国古代手工业,显然不是传统叙事上的“静止停滞”,技术上的改进从来就没停过(也包括引进的技术。鸦//片战争之前,清朝也进口洋人设备的)
因此,如上文所说,明清时期,随着江南妇女对手工业的参与加深,和手工业本身的专业化,对工人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有要求。发展到这个时候,随便抓个妇人让她去织布,是完全不现实的。进行教育和培训,是必不可少的过程。
清朝人记录说,女童五六岁就要开始学习纺织,到十四岁成年就已经是技术熟练的纺织好手。这种熟练女工,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机器的效率,也是商品竞争力的保证。
而这种长期的职业教育,形成习惯之后,也必然会对受培训的妇女自身,产生反作用。
此外,手工业的发展也让商业兴盛起来。和主粮、畜牧不同,纺织品需要进入市场销售,换回钱财,才能供养家庭。因此,从事纺织业的妇女,不管是独自经营,还是受雇于工坊主,都需要频繁接触外界,与商人谈判。这方面的基本知识,也是必须的。
正文部分的资料里,说识字率的时候,就提到过这个情况。对于平民来说,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,就是满足算账和看合同这种需求。对于妇女而言,也是一样的。
结果就是,中下层妇女也开始不可避免地介入商业活动,很多人在纺织之余,也经营小本生意,乃至从事放贷等金融活动。在明清时期的资料里,这种情况屡见不鲜,不少妇女借此撑起整个家庭,乃至培养出优秀子弟。社会也不会指责这种情况违反礼教,相反还能获得很好的名声。
此外,资料还显示,当时的主流织机,虽然相对于农田劳作,对体力的要求较低,但也不是没有要求的。大型织机依然需要健壮的妇人才能操作,老弱和儿童只能使用其他小型机器。
把上述这些组合起来,就会发现,这些从事纺织业的妇人,并不止做工这么简单。这些人有固定工作、有专业技能和商业常识、有社会经验,甚至接受过一些识字、算数的基础教育。当这种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,肯定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,乃至形成新的需求。
比如,如果按传统观点,礼教是男性用来压制女性的工具。但实际上,明清时期的“旌表”分为两类,除了节妇,还有一类叫“义夫”,就是丧妻之后,坚守男道,义不再娶的男子。
义夫的要求甚至比节妇还高,比如按清朝的规定,需要三十岁之前就开始守节,坚持三十年以上。但明末到清初,节妇守节年限一直是二十年。雍正时期,减少到了十五年。到清朝后期,已经继续减少到了十年乃至六年。
而且,贫穷寡妇守节,可以得到旌表,但贫穷鳏夫“义不再娶”,却基本没有希望。因为在大众看来,无法区分他到底是没有财力再娶,还是单纯的道德坚持。所以,明清官府在旌表义夫的过程中,也总是挑选肯定有能力也有机会再娶,却坚持守节的中上层男性,导致贫穷鳏夫与此几乎无缘。
下层男性对此当然不高兴。明朝张岱的笔记《夜航船》里,一个丧妻不再娶的看门人牢骚道:“但见街坊旌节妇,不闻街坊表义夫。可怜世风日浇薄,使君到处皆秋胡。”——秋胡是浪荡子的意思,这里是抱怨说,官府就知道旌表节妇,却不旌表义夫,导致现在世风日下。
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不能确认,但反映出来的,义夫对于官府性别歧视的不满,却是很真实。
我们之前说过,礼教实际上是中下层男性提出的道德要求,但在这个问题上,义夫对于中下层男性的好处是很有限的。只能说,中国这边的文明,对于这种“对等”的追求是深入骨髓的。乃至这种按照按性别视角,已经不好解释的例子,都真实存在着。在这种近乎执念的思维方式下,哪怕实际执行很困难,也一定要提出相应的理论要求,并且找到示范典型。
对于妇女,当然也是如此。
研究者发现,明朝中期开始,江南很多地区,广泛出现了妇女出游的现象。妇女在闲暇、节日,大批前往山水名胜、园林寺观,乃至茶肆庙会,聚集游玩。风气之兴盛,愈演愈烈,不止上层妇女,连士女、商女乃至普通劳动妇女,都纷纷参与。(《明清江南游风述论》)
明朝人自己就注意到了随着时间推移,风俗突然变化的问题。在南京地区、吴中地区,明朝士大夫都发现,正德、嘉靖年间,还“风气醇厚,闺门严谨”,但到了隆庆、万历之后,风气就突然变化,妇女打扮迅速艳丽起来,穿戴“拟饰娼//妓”,出入“无异男子”。
这个过程,与棉纺织业最终成熟、江南商业快速发展,是恰好同步的。其中的关系,也比较明显了。这种衣着上的自由、出行的自由,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地位提升的产物。因此,虽然一直有人试图对此进行约束,但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明朝后期和清朝,官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。
这种行为对官府推崇的道德造成了冲击。官府发现,妇女出游时,经常有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跟随,游着游着就游到树林里去了。
原本肃穆的节日,比如清明扫墓,也因为妇女大量出游,嬉笑玩闹,导致气氛都变了。明朝张岱记录说,当地风俗,哪怕小门小户,妇女扫墓也会穿漂亮衣服,化浓妆,乘坐画船,雇佣乐师。回城的时候,都吹奏《海东青》、《独行千里》,和凯旋的将军一样。
(今人考证,认为《海东青》是元朝时候的琵琶独奏曲《海青拿天鹅》,据说这是目前已知流传最早的琵琶曲。
明朝人把它改编为唢呐曲《海东青扑天鹅》。时人记录说,“此北鄙杀伐之声,乃元曲也”,“音极嘹亮,盖象其声也”。
《千里独行》则出自昆曲关公戏《挑袍》一折,讲关公挑袍然后千里走单骑的故事。据说都是雄壮的曲目。)
妇女还成群结队,进入理论上是清净之地的佛寺和先贤祠院,游玩取乐,让士大夫颇为不满。有些人也趁机加以利用,寺庙里甚至形成了让烧香妇女脱裙子做法事的习俗。
康熙年间,巡抚衙门发现,有的寺庙里,僧人让众多妇女赤裸身体,在肩膀上点蜡烛,说是祭祀的仪式。参与的男女众多,来来往往,夜以继日。这种事情属于放现在都得被扫黄的,何况那会儿。
除了这种“內向上”的犯禁,活动范围向下扩展也越来越明显。
在南京地区,良家妇女也跑到通常是风尘女子聚集的风景名胜,游玩取乐,只是在船上搭设帷帐,以作区分。有些妇女兴起之时,甚至招名妓上船,陪同游玩。往正常想,是当导游或者乐师的;往不正常想,反正帷幕拉着,官府也不知道里头在干啥……而南京地区,已经是妇女相对保守的地方了。
官府对此也做出过管理的尝试。
乾隆年间,理学名臣陈宏谋担任江苏巡抚。陈宏谋是清朝中期的“疆吏之贤”,精通朱熹、二程之学,以清廉干练著称,在整顿云南铜政、治理各地水利上颇有政绩。上任之后,很快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点。
于是,巡抚衙门下令,禁止妇女进入寺庙烧香。
那会儿寺院的名声,上面的例子就能看出来。而且禁止的范围也很窄,只是不准进庙而已。所以,推行起来难度不算大。
但当时的妇女游玩,多以烧香为名进行组织,寺庙是人群集散的重要中心。另外,当时的妇女也十分喜欢庙会活动。所以,这一下看似轻巧,但其实既准又狠,打中了要害,使得“三春游屐寥寥”,产生了很大效果。
但这个政策的问题,也是在这里。
巡抚衙门发现,禁令发出之后,妇女确实减少了出游,但整体的游客数量,也大幅度减少了。也就是说,原本出游的人数,可能大部分都是妇女贡献的(当然估计也有专门来看这些妇女的人)。
禁令执行之后,当地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,当地的小商小贩、轿夫、船家等人,对此十分不满,认为官府断了自己的生计,以至于“物议哗然”。
而发现这个情况之后,陈宏谋果断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命令,宣布“弛禁”。而当时的士大夫,对此也是赞许的态度,认为废除禁令是“仁者”的行为。
这个例子很经典,因为里面体现出来的规律,是有普遍意义的。
从发现问题、找到关键、高效介入,乃至发现不对,快速善后的过程来看,陈宏谋确实是很有能力和经验的干吏。但这件事还是无果而终了,甚至不是因为被针对的妇女的反抗,而是相关的、中下层从业者的抗议。
相对于官府和社会道德(也就是中下层男性的共识),妇女的力量是很弱的,但整件事也并不是靠妇女的武力来议价,而是靠妇女在经济中的地位。
到这个时代,妇女对于经济的贡献,明显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,哪怕没有武力,官府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,强行进行约束。
可见,“议价权”其实是个很踏实的东西。如果在生产、在经济上,有可观的贡献,那对于这个群体的损害,也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害,哪怕其他人都不可接受。这种情况下,自己不开口,都有切实的议价权。相反,如果没有足够的贡献,那喊的口号再响,终究也是虚的。
到清朝后期,社会实际上已经默认妇女出游这种事情了。大家估计也看懂看开了。
妇女经常聚集在茶馆,饮茶、嬉戏,以至与男子杂处,一起议论、观戏。巡抚衙门下令,禁止妇女去茶馆,但这时候,大家甚至不把官府在这方面的禁令当回事了。
官府公布了严厉的处罚措施,声称要逮捕犯禁的妇女,连坐丈夫或者父母,以及场馆的经营者。但即使如此,还是没人理会,妇女出入络绎不绝。不管店家还是妇女的家人,都不怎么在乎。官府十分尴尬,最后只好抓了个茶馆老板,枷号示众了事。
这种变化,应该也是经济发展的表现。而这实际上,也是一种“对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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