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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打死这帮狗子吧!”不知是谁在黑暗中高起一嗓。场面登时大乱,砖头、雪团、树枝什么的砸将过来,不知道是谁打的,分明有警察被击中。人们呼喊着向上涌,准备抢人。就在这时,枪响了,刺眼的亮光划破了夜空,枪声震耳欲聋,人们全愣住了,四下里变得一派死静。甘署长大吼:“都回去!兄弟奉命行事,枪子可不认人。”
大雪漫无边际,黑灯瞎火中爬犁滑行,咝咝啦啦的声响很稠很密。警察抱枪低声议论,
说是不够数,明天还得出去抓。赵庆平壮了壮胆子问旁边的警察:“要抓多少个才够?”
“得四十七个。”
赵庆平忐忑不安,问:“去哪儿劳工?”
“不知道,不是下井就是伐木。”警察顺着他的思路回答。赵庆平知道劳工是怎么回事,王寡妇煎饼铺里劈柴的王金锁一个月前就当了劳工,据说是去了黑龙江。赵庆平叹了口气,劳工就劳工吧,并祈祷别离家太远,他想。
从南沟抓来的劳工共七个人,都被锁进了警察署的禁闭室。禁闭室里没有火炉,冷得像是冰窖,墙上地上都是冰坨子,劳工们冻得直哆嗦,紧紧靠在一起,连彼此的呼气都是那样的温暖,连连跺脚搓脸,不时起身蹦跳,折腾了整整一夜没法合眼。天亮时,赵庆平看见屋角墙壁挂满了白霜,厚厚的冰花雪绒上面寒意嗖嗖。隔壁是警署办公室,甘署长在给县上打电话,好像电话不大好用,甘署长扯着大嗓门喊,这边的劳工们听的清清楚楚:“啥?你说啥?……是不够数,啥?先取保,嗯嗯,好的好的,这就放。”
搁下话筒,甘暄忿忿地骂:“操!骑猫撵驴——白跑一趟,瞎他妈的忙了一晚上。”
“那可咋整是好?”手下人请示署长。
“人没凑齐,上头不让送,先取保放他们回去。”
“过完年还得去抓?”有人低着嗓音问。
“你咋这么啰嗦?”甘暄不耐烦:“老驴上磨道——听吆喝,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?”
“懂懂,署长,别、别生气。”
甘署长的火气很大,好像是给说给隔壁的一群人听:“都过个消停年再说吧。”
雪继续下,白天显得很漫长。赵庆平眼看着同伴一个个被保走了,人越少屋子越冷,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。透过禁闭室的门缝,甘署长他们出出进进,警室的犄角旮旯堆放些年货,米面、野鸡、粉条之类的,都是警察们不辞辛苦倒腾来的,在物资日益匮乏的年关,只有四面出击的警察才能享用好吃好喝。警察署上上下下忙年,没人搭理禁闭室里两眼发蓝的家伙,况且警察向来都只管逮人不管吃饭,赵庆平饿得前胸贴后腔。经再三哀求,才勉强送来一壶开水,开水温热了泥碗,双手捂上去很受用,喝进肚子里更是暖意融融。赵庆平一气喝了三大碗,寒意暂时被驱散了,但是新的麻烦来了,他感觉尿多尿频,隔一阵就得喊警察。警署院子东南角是茅楼,茅坑上铺着木头板子,上面冻结着冰溜子,有跌倒之虞,但他急不可待地站上去,掏出家伙放水,尿液哗哗哗浇到茅坑里,转瞬冰柱上就白雾缭绕。他低头看着,伴随着电击样的快感,不由自主地打寒噤,牙齿格格格地打颤。赵庆平发现尿尿这玩意儿是有习惯性的,徘徊在冰冷难耐的禁闭室里,无法控制尿意,想尿尿的念头不断折磨他,他忍无可忍地叫警察开门。接二连三之后,警察愠怒:“就你他妈的事多!”抡起皮鞋猛踢他的屁股:“再不老实,把你吊起来,哼!”警察的愤怒终于制止了尿感,其实他已经无水可放了,一滴滴都漏到裤裆里,冷飕飕的很快有了麻木的感觉。
天全黑了,赵成永和南沟的屯长来了。屯长叫李阳卜,必须由他出面画押作保,二十块钱的保金是赵成永交的。看见了三叔,赵庆平眼泪刷地流下来,赵成永则面无表情,拉了拉他的袖管说:“走吧,咱回家。”办理取保手续时,赵庆平看见下午踢他的警察正伏案写案卷,肩上披着大衣头也不抬。正要出门,警察用手指节扣击着桌面,吩咐:“赵庆平,过完年你自己来报到。”
山本任直不同于普通的日本人,既是煤炭采掘专家又是中国通,讲一口流利的“满语”,熟谙满洲人的生活习性,如果不是装束上的差异,你绝对不会认出他是日本人的。与多数日本人不同,山本是不蓄胡须的,没有所谓的“鼻涕胡”。他注重仪表,常照镜子,顾影自怜地抚弄头发。作为安城炭矿的日方负责人,他时刻关注煤炭的产量,虽然他表面上一如既往地轻松愉快。安城炭矿株式会社的董事长可不是工作狂,他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到研习书法上了。山本是惬意的,他不用像毛利县长那样殚精竭虑,也不用像军人那样去讨伐撕杀,不必像宪兵队那样抓人杀人,更没有必要像教员那样去吃粉笔末,更不必像商人那样为蝇头小利奔波。他心里有谱,技术上的问题有日本技师,安全上问题有宪兵队,矿上的生产更不足为虑,利用好大小把头就可以了。
山本并不总是吟诗做画,他对西方的企业管理多有涉猎。董事长职位足够自我膨胀,何况他历来自负,不大认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,他曾在会议上讲:什么叫科学管理?有效就是科学管理;如何才能有效?强制才能有效。在山本看来,人性是自私的,没有谁天生就愿意劳动,尤其是“满洲人”。懒惰是人的天性,只要有可能,劳工准定要逃避。山本一再强调,对于“满洲人”和中国人,必须靠强迫、控制来指挥,没有严厉的惩罚,就无法提高煤矿的产量。山本对霍桑等人实验推崇有加,他也认为照明度和产量无关,也就是说劳工的效率与待遇无关。作为安城炭矿的总裁,山本董事长要求细化作业分工,每个环节都要有标准,标准工具、标准动作、标准的流程和标准产量,简而言之,劳工就是采煤设备的一部分。从这个意义出发,劳工的损失如同机械损耗一样,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山本承认劳动力是资源,是“原材料”和“消耗品”,但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,劳工的价值远远低于工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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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雪漫无边际,黑灯瞎火中爬犁滑行,咝咝啦啦的声响很稠很密。警察抱枪低声议论,
说是不够数,明天还得出去抓。赵庆平壮了壮胆子问旁边的警察:“要抓多少个才够?”
“得四十七个。”
赵庆平忐忑不安,问:“去哪儿劳工?”
“不知道,不是下井就是伐木。”警察顺着他的思路回答。赵庆平知道劳工是怎么回事,王寡妇煎饼铺里劈柴的王金锁一个月前就当了劳工,据说是去了黑龙江。赵庆平叹了口气,劳工就劳工吧,并祈祷别离家太远,他想。
从南沟抓来的劳工共七个人,都被锁进了警察署的禁闭室。禁闭室里没有火炉,冷得像是冰窖,墙上地上都是冰坨子,劳工们冻得直哆嗦,紧紧靠在一起,连彼此的呼气都是那样的温暖,连连跺脚搓脸,不时起身蹦跳,折腾了整整一夜没法合眼。天亮时,赵庆平看见屋角墙壁挂满了白霜,厚厚的冰花雪绒上面寒意嗖嗖。隔壁是警署办公室,甘署长在给县上打电话,好像电话不大好用,甘署长扯着大嗓门喊,这边的劳工们听的清清楚楚:“啥?你说啥?……是不够数,啥?先取保,嗯嗯,好的好的,这就放。”
搁下话筒,甘暄忿忿地骂:“操!骑猫撵驴——白跑一趟,瞎他妈的忙了一晚上。”
“那可咋整是好?”手下人请示署长。
“人没凑齐,上头不让送,先取保放他们回去。”
“过完年还得去抓?”有人低着嗓音问。
“你咋这么啰嗦?”甘暄不耐烦:“老驴上磨道——听吆喝,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?”
“懂懂,署长,别、别生气。”
甘署长的火气很大,好像是给说给隔壁的一群人听:“都过个消停年再说吧。”
雪继续下,白天显得很漫长。赵庆平眼看着同伴一个个被保走了,人越少屋子越冷,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。透过禁闭室的门缝,甘署长他们出出进进,警室的犄角旮旯堆放些年货,米面、野鸡、粉条之类的,都是警察们不辞辛苦倒腾来的,在物资日益匮乏的年关,只有四面出击的警察才能享用好吃好喝。警察署上上下下忙年,没人搭理禁闭室里两眼发蓝的家伙,况且警察向来都只管逮人不管吃饭,赵庆平饿得前胸贴后腔。经再三哀求,才勉强送来一壶开水,开水温热了泥碗,双手捂上去很受用,喝进肚子里更是暖意融融。赵庆平一气喝了三大碗,寒意暂时被驱散了,但是新的麻烦来了,他感觉尿多尿频,隔一阵就得喊警察。警署院子东南角是茅楼,茅坑上铺着木头板子,上面冻结着冰溜子,有跌倒之虞,但他急不可待地站上去,掏出家伙放水,尿液哗哗哗浇到茅坑里,转瞬冰柱上就白雾缭绕。他低头看着,伴随着电击样的快感,不由自主地打寒噤,牙齿格格格地打颤。赵庆平发现尿尿这玩意儿是有习惯性的,徘徊在冰冷难耐的禁闭室里,无法控制尿意,想尿尿的念头不断折磨他,他忍无可忍地叫警察开门。接二连三之后,警察愠怒:“就你他妈的事多!”抡起皮鞋猛踢他的屁股:“再不老实,把你吊起来,哼!”警察的愤怒终于制止了尿感,其实他已经无水可放了,一滴滴都漏到裤裆里,冷飕飕的很快有了麻木的感觉。
天全黑了,赵成永和南沟的屯长来了。屯长叫李阳卜,必须由他出面画押作保,二十块钱的保金是赵成永交的。看见了三叔,赵庆平眼泪刷地流下来,赵成永则面无表情,拉了拉他的袖管说:“走吧,咱回家。”办理取保手续时,赵庆平看见下午踢他的警察正伏案写案卷,肩上披着大衣头也不抬。正要出门,警察用手指节扣击着桌面,吩咐:“赵庆平,过完年你自己来报到。”
山本任直不同于普通的日本人,既是煤炭采掘专家又是中国通,讲一口流利的“满语”,熟谙满洲人的生活习性,如果不是装束上的差异,你绝对不会认出他是日本人的。与多数日本人不同,山本是不蓄胡须的,没有所谓的“鼻涕胡”。他注重仪表,常照镜子,顾影自怜地抚弄头发。作为安城炭矿的日方负责人,他时刻关注煤炭的产量,虽然他表面上一如既往地轻松愉快。安城炭矿株式会社的董事长可不是工作狂,他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到研习书法上了。山本是惬意的,他不用像毛利县长那样殚精竭虑,也不用像军人那样去讨伐撕杀,不必像宪兵队那样抓人杀人,更没有必要像教员那样去吃粉笔末,更不必像商人那样为蝇头小利奔波。他心里有谱,技术上的问题有日本技师,安全上问题有宪兵队,矿上的生产更不足为虑,利用好大小把头就可以了。
山本并不总是吟诗做画,他对西方的企业管理多有涉猎。董事长职位足够自我膨胀,何况他历来自负,不大认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,他曾在会议上讲:什么叫科学管理?有效就是科学管理;如何才能有效?强制才能有效。在山本看来,人性是自私的,没有谁天生就愿意劳动,尤其是“满洲人”。懒惰是人的天性,只要有可能,劳工准定要逃避。山本一再强调,对于“满洲人”和中国人,必须靠强迫、控制来指挥,没有严厉的惩罚,就无法提高煤矿的产量。山本对霍桑等人实验推崇有加,他也认为照明度和产量无关,也就是说劳工的效率与待遇无关。作为安城炭矿的总裁,山本董事长要求细化作业分工,每个环节都要有标准,标准工具、标准动作、标准的流程和标准产量,简而言之,劳工就是采煤设备的一部分。从这个意义出发,劳工的损失如同机械损耗一样,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山本承认劳动力是资源,是“原材料”和“消耗品”,但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,劳工的价值远远低于工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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